婚嫁关系中的“情感/文化成本”-曦力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在人类学对婚嫁的研究中，有一个聚焦于嫁妆聘礼的研究传统。我想指出的是，嫁妆和聘礼作为婚嫁过程中的实物交换物，不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最能有效表征这个过程里牵扯到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变化。婚姻过程首先应被视为一个“关系过程”，而非“财产过程”。过度聚焦作为财物的嫁妆聘礼，有复制和加强主话语的可能。

婚嫁作为一个使得个体在不同集体之间流动的制度，首先涉及到个体的存在境况的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转变。举个例子，“从夫居”或者“从妻居”这样的婚嫁居住制度就首先意味着另一方要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庭和熟悉的人，有时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居住和生活。这样的空间位移，对于个体意味着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与之相伴的，是个体和之前亲近的人，比如养育者，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明确一点说，对于“搬出的一方”，这里存在一个“情感失去”的问题。

在很多父权文化里，为了使这个“失去过程”不那么剧烈，民俗里设置了“婚后回娘家”这个节目。我们有理由说，不是所有的地方风俗都是以社会为准绳压制个体的；相反，很多风俗里都存有着平衡社会与个体、强者与弱者关系的设置。较之主设置，这些设置常常不那么直白和显而易见。

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从夫居”或者“从妻居”，作为单系亲属制度的一项习俗，就不仅仅是一个“劳动力和财产转让”的叙事了，或者说，“劳动力和财产转让”不应该是表征这一现实的首要叙事。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婚嫁过程中，进入夫家的女子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以前的各种习惯。改变的剧烈程度常常受到双方风俗习惯差异的大小以及双方的相对社会政治经济位势影响。这些改变涉及到从信仰到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行为和观念。不论哪个层面，对于作为人的个体而言，做出这些改变在感受层面的成本都是巨大的。

举个例子，比如吃喝拉撒穿衣戴帽这样一些常被叫“小事”的事。把它们叫做“小事”，是典型的主话语。但这些“小事”却贯穿着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和自我认知中最亲密的那个部分。我们可以问，如果婚嫁涉及到一个人这个层面的改变和妥协，那么，这样的剥夺应该如何计算？

有时这样的改变貌似自发，但它在本质上是牵强的。不同的是，不同的个体在臣服和拒绝之间会出于各种原因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改变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最近被炒得风风火火的英国皇室纠纷就鲜活地呈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改变结果：凯特型的成功和梅根型的失败。凯特在这个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尤其符合王妃这一身份设置的人物形象；而梅根则代表了皇室文化涵化的彻底失败。

这些不同的个案带来了公众舆论的极大分歧。我个人认为，这些个案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在正误的层面加以评判，但却在告诉我们：以前的标准、呈现以及大众认知里缺少或者说被屏蔽掉了一些重要元素。这些被抹去的元素，在当下这个时代，不仅蠢蠢欲动，更重要的是，开始有了蠢蠢欲动的条件和合法性。梅根是个典型代表。

这些曾经被屏蔽的元素应该被如何呈现，被如何对待，才更有利于社会知识的增长以及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到对婚嫁的分析，我的观点是，已有的对嫁妆和聘礼的关注和分析不能很好地反映婚嫁过程中的情感因素。但表征这些情感因素是社会科学不能回避的一件事。

我们应该继续追问：一个人因为婚嫁而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她对原有地方的思念应该如何计算？原来的养育者对他/她的思念应该如何计算？他们之间关系的逐渐疏离应该如何计算？如果这些情感失去的表达是眼泪，再如果这些眼泪都是私下里滴落的，这样的“物质”应该如何计算？一个人为了适应新的地方，开始吃新的东西，开始穿和以前不一样的衣服，那么他/她对原有之物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情感，在哪里存放？应该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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