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各种有关马记者遭受家暴事件的报道上了瘾。

和很多人一样，我也是从《另一个拉姆》开始看的。点开那篇文章之前，我以为是一篇寻常的家暴报道，结果不短的文章竟一口气逐字读完了，中间还掉了几次泪。想来能读完，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情节凄厉，二是文采飞扬。后面这个原因可能是主要的，因为从读第一遍起，我就没把文章里说的事儿当真。可能是阅读经验所致吧，我觉得那至少不是一篇完全写实的报道，大概是虚构写作。但当时也没觉这有什么问题，就当是一篇文笔好的虚构文，在朋友圈转发了，没做评论。

文章真正引起我的注意是在第二天。看见这篇文章刷了屏，反家暴的倡导者们在义愤填膺的怒斥，我才惊叹到，这是真事儿啊？！

还没反应过来，接着就是各种评论和补充信息，剧情反转了又反转。

这些年来，“剧情反转”似乎已是热点事件的一个常态了，因此反转本身并不奇怪。但随着报道的增加，马记者的故事反而更吸引我了。透过一片乱麻的信息，虽然我越发不能做出判断，但却看到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图景。这远远不只是一个家暴事件，它涉及到了很多相互交织的问题：游牧的记者和定居的蜂农，回汉之间的妻子和汉藏之间的丈夫、强弱同体的个人，亲密关系和家暴的复杂与交互，地方和非地方，电商时代的经济、网络、关系和人情，婚姻和生育的必然和偶然，代际关系，养育对女性生活轨迹的影响，文字的功能，网络的陌生和熟悉，人的复杂，关系的复杂，生存的艰难，如此等等，一应俱全。面对这般现实，“鞭笞暴力同情弱者”的理想化的道德情操感未免显得太单薄了。

我的判断和情感在那几天也跟着各种报道跌宕起伏，有更理解的时候，有更愤怒的时候。单就这些报道来看，马记者的做事方式和我自己不是一类人。她似乎太感性。我在想，如果我爱上了一个蜂农，或者任何一个和自己文化差异很大的人，会不会也就因了这激情而选择结婚？答案是：这还真挺难想象的。当然，也许我这样说是由于没有遇到过跨文化阶层的爱情；如果遇到了，可能也会？但我的确很难想象自己能爱上一个文化上差异太大的人。甚至同样的文化水平，我也不太会爱上一个比如学理工的，事实上也没爱上过。对于我，智识层面的沟通和相互认同似乎是爱情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不是充分条件。

但是，这两天回过头来再想想，对于马记者，我总体还是持支持态度。这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大致能看到，马记者写那篇家暴自述文和她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说，她的生活遇到困难了。设想一下，一个女性带着三个小孩字，四处转悠，其中一个还有残疾，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有没有家暴，不论家暴的程度是轻还是重，单就一个母亲和三个小孩生活遇到困难这么一个事儿，社会就应该给予无条件帮助。在一个发达福利社会，民政救济会解决这个问题；而在一个福利制度还不够完善的社会，个体的很多困难常常只能靠自己和周围的群体解决。马记者靠自己，靠自己的笔，想帮自己一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自述文，不是在讲真理，是在向社会求助。一个良善的社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无条件给予帮助。

第二、这样的个体，事实上是在用自己的故事告诉人们当下的社会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胆量是值得佩服的。换句话说，当大多数人通过“吃瓜”获取社会知识成为了一个时代现象时，马记者这样一些人甘愿当“瓜”。她们把自己的好，自己的不好，一股脑儿抛了出来，让人骂，让人爱，让人思考。在这个过程里，她们自己有多少受益受损，不知道，但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对人性的认识，在不知不觉中却一定会有改变。对于社会知识的积累，这是在做贡献。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在市场上买个西瓜吃也要掏钱吧。把他人的亲历故事当瓜啃享精神之餐，即便掏一点赞助费，是多大的问题呢？社会的进步，似乎需要一个艰难的“在灰色地带冲浪”的过程。

第三、就此案例，我们还可以对“母性”进行更多的思考。就报道来看，马记者生第二个和第三个小孩是因为她考虑到第一个小孩车祸受了伤，烙下了残疾。她认为这个小孩以后就是一个弱势人了，这个弱势人需要有兄弟姐妹做伴儿，遇到事才有个帮手。这样的考量，似乎含有一种特别的“母性”。在这里，马记者没有考虑到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自己要多付出一份劳动，少拥有一份自由，工作和文学都会多受一点影响。她只有一个想法，一个显得有点狭隘有点鲁莽的想法，那就是，这么一个大儿子需要什么，她就做什么。从客观角度看，她的认识不一定对，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会赞同，生育决策是一个需要考虑自己负担能力的决策，否则对孩子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但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抹杀了马记者的考虑里那种难能可贵的“不顾一切为孩子着想”的元素，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盛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年代，我们似乎可以给予这种“傻妈妈利他式”的思维模式更饱满深入的思考。 

说了这么多，似乎有点在为马记者辩护了，但于情于理我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于情，和多数吃瓜群众一样，我不认识马记者；于理，我认可一个常识，仅靠乱飞的网络信息，我们不能对具体事件做出靠谱的判断。但我仍然说了这么多，也许是在实践某种“学术现实主义”吧，即，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我们能做到所谓的“掌握全面的信息”，即便做了长期的田野工作，也保证不了这一点。但“信息的不完整”不应成为学者对社会事件保持沉默的充要理由。就有限的信息，我们也可以发有限的声。

乱看了几天漫天飞舞的媒体报道，再回过头读自己那些鲜有人看的专业书籍时，竟然更爱了。这是一个额外的有趣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