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雾霾茫茫沙尘满天了一段时间后，今天放晴了。这魔幻般的天气，每天就坐在窗前看，都会觉得应接不暇。今天的放晴是真的，昨天前天再前天的阴暗也是真的。因此，如果说“天气”这个词是一个没有实在含义的词，或者说，它存在的意义刚好是它的内涵的“放空性”，不为过。现实有时好，有时糟，起起伏伏，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所谓“指南”，就有一个“榜样”的问题。在漫天飞舞的符号中，哪个是自己的模范榜样？这里我想讨论两个概念，“公共符号”和“个人符号”，以助力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公共符号”，简而言之，就是社会上大家都能见到的符号。它的形成和多数个体不一定相关，但它的含义却被多数个体接受和使用。而“个人符号”主要来自于个体自身，常常是个体在自己的经历和精心选择之下形成的一个体系。几年前有一篇刷屏文章，是一位名叫范雨素的作者写的自述，题目叫“我是范雨素”。文章里有一句话：“我最佩服谁？我最佩服我妈。”“她妈”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个人符号”。这个符号的形成是她自己的经历和个人鉴别力的结果，是一个相对概念，对别人的指导意义不大，但对她自己却有极高的含金量。公共符号有很多，社会身份及相关表达、生活方式、环境境况、社会奖惩等等，都属于公共符号。传统上，或者说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公共符号常是一个群体共同遵守的那套唯一的符号。在多数的早期社会中，社会不给予成员同等的发展机会，并给不同的人赋予差别很大的先定角色。在这样的环境下，集体对公共符号的无条件遵守是社群得以正常运和转延续的前提。单一个体对此的违背，常常，至少被多数人认为，不仅不会给社群，或者说其他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往往还只是把原本可以维系的系统弄得不能维系。因此，服从公共符号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规范。后来社会发展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人，而不仅仅是特权阶层，能够获得同等的机会，能够吃好、穿好、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发展。社会的发展变化自然会带动公共符号含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公共符号作为单一权威并没有在主系统中被直接动摇，但却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公共符号继续存在，并发挥实质效应。进入统一的公共竞争仍然是多数人成长的唯一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成长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现代人，必须进入公共竞争系统。这个系统从学校教育开始，到市场就业，现在似乎还包括了婚姻家庭领域。参与竞争就是要接受竞争所附带的（常常可能是武断的）各种条件，比如，绩点高的同学可以比绩点低的同学得到更好的选择和发展机会。这样的条件经不起太多的质疑。如果你要问，人是综合体，没法排序，人和人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绩点高的同学就应该比绩点低的同学获得更好的条件？结果可能就是，公共竞争无法继续，社会停止运转。因此，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参与公共竞争的过程，也是学习臣服于公共符号及其所附带的规则的过程。一个人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自然无法对公共符号完全免疫，因为他的成长是和公共符号黏糊在一起完成的。在不同程度上，公共符号都是他/她思考和行动的指南。但在现代社会，公共符号出现了各种新问题。比如一个问题是，公共符号的“形成”过程不是公共的，而是来自占有这个符号的，常常是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但它的“使用”却具有更大的公共性。比如，一个公司推出一款新产品，产品的推出是公司的内部决策，但推出以后，这个产品就成了一个公共符号。这里就存在一个不对称的点，即，公司为了自己的战略规划而做出的“私导向”成为了“公符号”。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它可能为个体服务，可能不为，但至少可以说，后者不是这样的公共符号形成的根本出发点。公共符号在生产上的私有性和消费上的公有性就是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关于公共符号的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公共符号的“多义性”变成了一个与它的“单一有效性”分庭抗争的存在。两者并驾齐驱。一个例子是皇室。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符号。可能对于仅仅二三十年前的多数中国人来说，皇室都还是一个纯粹的瞻仰对象，尤其是欧洲诸皇室。我曾听一个上世纪到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描述那时在街上见到皇家队伍迎面而来时自己的心情，那种非理性的兴奋和紧张，是可以感染一位不在现场的听众的。听那番诉说时，我就在想，那种“兴奋和紧张”真是一种太有特色的人类情感了；处于这样的情感状态下的人，会怎么思考怎么行动？但也就是这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皇室的丑闻，甚至是恶闻，被一件一件地曝光了出来。结果是什么呢？虽然结果本身也还在发展，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说，一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皇室仍然继续发挥着它原有的符号功能；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不论国籍，已经不再单纯地信仰它，仰望它了。人们开始审视它，思考它；舆论分裂了。另一个例子是海外留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海外教育在上个世纪的现在，也就是近一百年以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享有此特权的人，除了要有家世背景，还要有自身条件，天赋勤奋及价值，以及各种时运。这些加在一起，人数寥寥。这些寥寥的人，成了公共符号。现在呢？现在出国留学成为了一件多数人如果想选择就可以选择的事。而留学的目的，也开始大幅度地偏离单一的“求学”，变得多样化。这个“多样化”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求学”从作为“目的”本身，变成了个体实现自身的多元发展观的一个“工具”。再一个例子是诸如“父母”、“老师”、“领导”这样的角色。作为角色符号，它们都是公共符号；作为公共符号，既定规范里就规定了对其正确的打开方式。但是每个个体在自己的生活世界里会遇到具具体体的各不相同的父母老师和领导。个体常常会发现，公共界定和自己遇到的个体之间存在着蛮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各式各样，有时是，自己假定老师是严厉的，一接触发现，如此放松；有时是，自己假定老师博学如孔子，一接触发现，老师知道的还没自己多。这样的公共符号和个体经历之间的差异，常常让个体百态尽现。简而言之，诸如皇室、留学和权威这样的公共符号，其含义处于巨变之中，并且多少有一种除魅之势。与这一除魅过程相伴的集体情绪是什么呢？那就是近十来年社科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词语，叫irony，讽刺。这个词语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在西方，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弥漫着一种冷嘲热讽的情绪。人们对一切都不太相信，因为各种信息让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集体认识：政客就是那种为了个人仕途而满嘴谎言的客；名校教育是给有钱人培养后代并由此复制和强化既有阶级分化的教育；各种奖项更是给服从于既有话语的人的鼓励。这些都和人们心里存有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脱节。和讽刺相伴随的，是“不参与”成为了一个显著现象，有时这被叫做“影子存在”。而上世纪末涌现的后现代思潮，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思考者群体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既然公共符号变得如此伤痕累累，那么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对于个体来说，思考和行动的指南应该是什么呢？这就到了本文想提出的这个概念了，即，个人符号和个人鉴别力。我认为，一个允许更多的人崛起的时代，自然会伴随一个对公共符号的“再审视”过程。而单纯的“讽刺”，即便有充分理由，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几乎无助于推动社会进步，或者说，它缺乏建设性。同时，仅仅是“不相信”还可能会让个体陷入一种虚无主义境地，这也无益于个体发展。但这样一种集体情绪至少足以提醒我们，对公共符号持“审慎态度”是必要的，换句话说，不人云亦云，不盲目。因此，我想强调个人符号和个人判断力这两个概念。个体是否可以自己细细品味慢慢鉴别，然后云和行自己的判断？第一是培养自己的鉴别力。个体需要学会知道，什么是自己知道的，什么是自己不知道的，对哪些事情自己的知晓是有限的，是什么样的限，并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这听起来简单，但实则是一件很多人都会忽视，并且不容易做到的事。经过这样的个人鉴别而形成的符号，有时和公共符号重合，有时相左；在行为层面，个体可能会采纳公共符号，可能不采纳，但原因却不一样了。这样的个体鉴别力的一个尤为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在本质上谈不上绝对的对错，但它却是个人审慎的结果。它能实实在在地导向一种多元并存的社会状态，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的个体经过自己的鉴别多少会有不同的选择。和经由公共符号指引而形成的群体不一样的是，这样的群体主要来自，虽然不会完全来自，个体自身审慎的鉴别力。这样的群体越多，理论上说，社会的丰富度会越高。第二是面对这样的鉴别力。所谓“面对”，也就是说个体用这样的符号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些个人判断所产生的符号系统，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偏离公共标准，但重要的是，实践它才会让个体打开属于自己的那个独特的世界。
对于个体而言，实践自己的符号常常需要更大的能力、勇气和信心，但也常常会更有趣。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