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妃采访丑闻想到了职业主义的弊端-曦力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这两天英国皇室又爆出大瓜：二十五年前BBC对戴安娜王妃轰动一时的采访竟是“PUA”出来的。PUA在这里的意思是：记者用龌龊的办法对戴妃进行心理攻击，最终使其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可信，只有这名记者可信，进而接受采访，倾尽肺腑之言。而这次采访又进一步加剧了皇室原本就危机重重的家庭婚姻关系，加速了其最终的瓦解。

换言之，这位BBC的记者为了尽可能获得威猛的爆料，不顾戴妃及其家人的基本福祉，专攻其个人弱点。以致于最后出现的结果是，新闻有了，对象没了。

分歧已久的威廉哈里两弟兄，在对这件事的回应上，步调一致了。他俩分别发表声明，感谢调查结果的公布，并强烈谴责BBC在这件事上曾经的做法。

这成为了BBC历史上的“至暗时刻”。

好几个关注英国新闻的新旧媒体对此事进行了详细报道。

当然，我们可以说，那次采访中谈到的一些情况是事实，因此应该被报道出来。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一个有问题的现实，即皇室家庭，这名记者采访的根本出发点，不是为了找到问题以帮助这个家庭解决它的问题，而是为了震惊世界以换取自己职业生涯的突飞猛进。为了后者，他将一个“有问题的”现实推波助澜地变成了一个“崩溃的”现实。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不少老学者对记者这个行业尤为有偏见。他们在教学生（包括我）的时候，常会说：“你们做调查一定不能像记者那样！”有时，如果教授对某个学生的田野工作不满意，甚至会很不友好地说：“你这个调查怎么做得像记者似的！”

对此我印象很深，因为不太明白为什么老教授们对记者的工作这么有偏见。那时我能理解的原因顶多是，做研究要求田野工作时间比较长，而记者的采访时间一般相对短，要求出稿快。老教授们似乎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快的东西多少都有些可疑。

后来慢慢琢磨，有了更深的认识。

教授这样的偏见，不仅来自于技术上的差异，也就是说，不仅是由于比如研究型田野工作的时间长而记者的走访时间短这样的原因，而更来自于他们对职业实践背后的政治经济和伦理道德系统对职业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的认识。

这里我想谈的是“职业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把“职业”变成了“主义”的问题。在我看来，把职业成就的价值唯一化，或者说至高无上化，是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个典型特征。在这一时期，公领域里，职业道德屈就于职业成就，而私领域的实践由于被纳入到了个人隐私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道德监督，这样就出现了个人行为和社会价值主要由其职业成就来体现和衡量的状态。

诸种白领职业不可谓不是现代社会分工的产物。一个标准的西方现代人，大致从本科学习起就踏上了个人职业的征程。这个征程也是一个人以后生计和更高的社会需求得以满足的主要来源和空间。这样一挂钩，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在某种情况下，比如极端的个人主义背景下，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可以被无限提高，它可能变成一个人唯一的“主义”。

以“职业主义”为首要价值，或者说单一价值，有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是，职业主义的核心和一种精致的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它首先是为个人，尤其是个人在功利意义上的成就，服务的。这就是说，在极端情况下，比如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或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秉持职业主义的人会优先选择个人利益，而牺牲其他。这个核心含义决定了它的问题性，或者说局限性。

显然，我们可以将BBC记者的做法归结为，为了职业成功，不惜一切代价，即便损人利己，也在所不惜。

据说，这名记者在获得了戴妃采访的“职业成功”后，事业曾一路飞黄腾达。后来，他又用类似的方式采访了迈克.杰克逊，之后也给后者带来了类似的不小的伤害。

这样看来，在资本主义范式下，当职业主义成为社会和个人的首要价值时，几乎同时就会产生一个道德盲区，这个盲区大致来自于道德需求的次级化。如果这个盲区没有一个相应的审核机制，那么可以说，由个人职业成功所搭建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一种群体性的道德虚无之上的社会。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问人们：职业成功和道德底线哪个重要？可能多数的人会说：当然道德底线更重要。但如果我们观察现实里发生的事，却又不难发现，实践里充满了对职业成功的优先，有时可能是不得已，有时可能是主动选择，有时更可见，有时不太可见。而职业成功所获得的社会回报，尤其是立竿见影的回报，也越发大于道德实践获得的回报。同时，不仅是社会，家庭也常常是这个反馈机制里的一个重要共谋者。

这不是一个有简单解药的问题，但至少应该被提出来。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