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旅行。或者说，我不喜欢现代化以后发展到了现在的旅行。
对于不喜欢或者喜欢，就无需再询问理由了。因此下面的文字，不是不喜欢的理由，不过是沿途随想罢了。旅途，无论是乘坐火车还是飞机，变得容易、快，并且封闭。甚至可以说，除了这些，神马都是浮云。诡异的是，容易、快和封闭，不知从何时起，成了唯一正当的价值。当现代社会的理论家们将目光投向交通工具时，他们的言辞是不友好的。他们说，火车是个古怪的造物；这个造物让人们自动在最小的物理距离里生成了最大的社交距离，即，相互不说话却又挤得满满当当的一车厢一车厢的人堆。只有在这里，人们才会允许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坐在自己身旁数小时，有时手肘相碰--这还不说睡着了的旅客可能头一耷拉就把边上的人当了港湾--却一句话不说。旅客之间这样的默契不知是如何达成的（因此，“现代化”就背了锅）。火车上的社会于是便可视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极佳缩影。显然，按照这一描述，说现代交通工具是反社会的，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前期，交通技术尚不发展。那时的火车，速度不快，没有空调，车窗可以打开；很多时候人们也的确是开着车窗的。这样，火车和火车外面的世界就有了来往。这样的来往有时是粗野的，比如里面的人扔包垃圾出去，或者外面的人扔个鸡蛋进来；但人和人之间，有点来往，总归是个动感。车厢里面呢，由于速度不快，火车就摇啊摇，坐在一起的人相互不说话是不太正常的。拉家常通常从你是哪儿的人拉起，方言不通大家会慢慢调整成各式各样的普通话，叽叽嘎嘎的，虽然有时这比方言还难懂，但聊天大致都会继续下去，然后是去哪儿，然后是做什么，然后分享吃的。然后来，然后去，就这样交上了朋友，或者谈上了恋爱的人，也不是一个两个。资本主义后期，交通技术空前发达；这里，发达的首要标准是“提速”。这样，这个火箭筒子似的却盘桓大地横着窜的造物就成为了“快”这一崇高价值的承载体。在此之外，一切都可弃之窗外。于是，社交没了，窗户封上了，空气是人造的了，火车里面和外面，成了妥妥的两个世界。“旅客”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存在。现代公共交通工具的考量对象不是一个个作为独特个体的旅客，而是假设由相同个体组成的作为整体对象的那个群体。旅客作为带有主体性的个体，只存在于掏钱买票的那个时刻；之后，这个主体就成了客体（把自己“买”成了客体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客体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带上自己的行头，按照规定的要求，上规定的车；到了车里，他需要坐到规定的座位，按照那个默认的规则，埋头不动数小时。在这样一个设定的体态范围内，他可以任意翱翔在自己的世界：睡觉、刷网、看书或者泡电话粥（只要别人没意见）。更尴尬的是，这个客体还被分成了商务客体、一等客体、二等客体，有时还有无座客体。“快”作为一个符号，悄无声息地获得了它的正当性。同一条路线，以前的火车得花比高铁多两三倍、三四倍的时间。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便那样的车里有社交，有可以打牌的床铺，有可以打开的窗户，有空气可以进来可以出去，价格还便宜三四倍，但不仅乘坐的人越发少了，这些乘客还倾向于被叫做所谓的社会“边缘人”，即那些不在乎时间或者买不起“快”的人。从A点位移到B点，作为一个单一目的论式的运动，“快”的价值便被凸显了出来。虽然目的论只是诸多哲学范式中的一个，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它显然是一个被优待的范式。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旅途就这样被异化成了一场朝向目的地的冲刺，过程变得不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结果是唯一的标准。这难道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吗？“快”成为了价值，“慢”就成为了问题，因为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意思，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二元思维的分子。
但是，“快”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它从哪儿来？会到哪儿去？被它挤没了的那些价值，是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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