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就把每晚阅读贝老师的文章变成日常的一部分了。

贝老师写作很勤奋，也不知她是如何做到的。每天那么多的工作，每晚我最大的幸福便来自坐在阳台上数星星；而这个时段，贝老师多会写上一篇小文，有时是缓缓道来，侃侃而谈，有时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那是她幸福的源泉。
 

虽然近朱者不一定就能赤，但至少会映点红光在身上。昨晚看见贝老师在百忙中又写了篇年夜有感，我琢磨着也得做点什么。我做不到那么勤奋，于是硬编了一小段文字，为赋新词强说愁，发给朋友，自慰总算是写了几个字，然后很满足地一觉到天亮。
 

这就是“带动”的作用。
 

聊聊“带动”这个词。显然，即便是在社交密度很高的诸如东亚地区这样的社会，我们依然不难看到“个体”的存在，换言之，社会依然存有让个体得以存在和呈现的空间。这是这样的社会让作为研究者的我格外着迷的地方。一个社会如何能够做到，既让人和人能常常没有边界地抱团，又让单个个体能找到自我喘息的缝隙？

不论是如何做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即，不同的个体可以保护源自自身的不同运转速度，并按这个速度在社会中存在。

如果把人比作轮胎，这便是，有的人，一天运转一万圈；有的人，一天运转十圈。社会之大，各转一方，互不干扰。我估计，贝老师大概属于一天运转五千圈的那种人，我大概属于一天运转五十圈的一类。

糟糕的是，贝老师常来敲我的门，也不干嘛，就是问候一下。一回生二回熟，我就觉得老有个风火轮在眼面前转，不时吹点温暖的风，晒点扑闪的文，让我耳目清新。于是我睁大眼睛看，不解人为啥可以把痛苦当作幸福来咀嚼。

于我，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估计是，它总和一些让人不太愉快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考试、纪律、规训还有囚禁。儿时家教很严，做好作业是每日不容商量的头等大事，作文尤是如此。那时我家住的是平房院落；写作的时候，我常常笔在纸上，眼观窗外，耳听八方。窗外的事儿特别多，远不止春花秋月阳光鸟鸣，谁家的客人来了，谁家的水桶倒了；有时一个纠纷会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便忘了纸上正在划着的是什么。不一会儿，纠纷还没看完，这边检查作业的人已经拿着板子过来了……不知那种喧嚣中的严厉在多大程度上给了我成功的教育，但集独裁专断与优越厚爱于一体的童年，还是让我觉得，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

这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写作因为这样的社会过程而在人的感受系统里失去了它本真的含义。小孩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速度的时候，就被强迫开始写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写，只知道这是和家庭和学校互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写好了，周遭一片光明；没写好，没准扭头就是哪个亲人一双失望的眼。写作因此而和社会规训系统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这个系统的集中表达，而不是它自身的体现。

但贝老师不是这样的。贝老师身上尤为可贵的一点便是，她和写作一直保持着一种直接对话的状态。写作是她的朋友，她的宠物，她的爱人，显然，是她的精神家园。

是啊，很难否认，对于一些人，撩开层层迷雾，写作就是存在原本的方式。
 

回过头来说“带动”。我比较推崇这个词汇。在一个社交密集的社会，“带动”是社会性的一种独特且重要的方式。一来，它不是某种明确的权力系统下的发号施令，没有强制性；但二来，它又不是完全无力的。这其中的力度，既来自带动者，也来自被带动者。两者出于很多原因产生了合作，生成了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磁场。
 

要产生这样的合作，需要很多的东西，这不是本文能够覆盖的。加上这句话，是想说，但凡产生了这样的合作，就要珍惜，因为这后面是因了很多的东西。
 

在这样的带动下，就是前面说的转五千圈的人常常在转五十圈的人面前晃的那种带动，于是我也不时提笔写上几个字。
 

昨天单位开研究会，我没能参加。看见群里同事转发的照片，有几张是几位男性老师，一张一个，站在讲台上，貌似很激动地在说着什么；后面一张是几位女性老师，围了一圈，看起来很专注地在探讨着什么。
 

有道是，男性气质，似虎，一只一只的；女性气质，如狼，一群一群的。又有道是，打破性别原型，刻不容缓。这些照片似乎在说，性别原型，依然大面积存在。
 

但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照片表现了两种言说方式，一种叫“单言（monologue）”，一种叫“对言（dialogue）”。在教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应该更少地使用monologue，更多地使用dialogue。
看这些照片，似乎dialogue和某种女性气质有点什么关系。
 

这里我想加上的，是一种“无言（aneu）”的状态。这种状态自古有之，也自古就在文人墨客的探讨中活跃着。有意思的是，关于它的讨论如此地八面开花，从说它是“金”到说它是废铜烂铁，从对它的喝彩到对它的哀悯。麻烦的是，各种论述，皆尽精彩。
 

无言、单言、对言，你认为哪一种更有意思？
 

想借这个机会，和我的读者朋友说：新年快乐，安康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