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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他者

渐渐就把每晚阅读贝老师的文章变成日常的一部分了。


贝老师写作很勤奋,也不知她是如何做到的。每天那么多的工作,每晚我最大的幸福便来自坐在阳台上数星星;而这个时段,贝老师多会写上一篇小文,有时是缓缓道来,侃侃而谈,有时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那是她幸福的源泉。
 

虽然近朱者不一定就能赤,但至少会映点红光在身上。昨晚看见贝老师在百忙中又写了篇年夜有感,我琢磨着也得做点什么。我做不到那么勤奋,于是硬编了一小段文字,为赋新词强说愁,发给朋友,自慰总算是写了几个字,然后很满足地一觉到天亮。
 

这就是“带动”的作用。
 

聊聊“带动”这个词。显然,即便是在社交密度很高的诸如东亚地区这样的社会,我们依然不难看到“个体”的存在,换言之,社会依然存有让个体得以存在和呈现的空间。这是这样的社会让作为研究者的我格外着迷的地方。一个社会如何能够做到,既让人和人能常常没有边界地抱团,又让单个个体能找到自我喘息的缝隙?


不论是如何做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果,即,不同的个体可以保护源自自身的不同运转速度,并按这个速度在社会中存在。


如果把人比作轮胎,这便是,有的人,一天运转一万圈;有的人,一天运转十圈。社会之大,各转一方,互不干扰。我估计,贝老师大概属于一天运转五千圈的那种人,我大概属于一天运转五十圈的一类。


糟糕的是,贝老师常来敲我的门,也不干嘛,就是问候一下。一回生二回熟,我就觉得老有个风火轮在眼面前转,不时吹点温暖的风,晒点扑闪的文,让我耳目清新。于是我睁大眼睛看,不解人为啥可以把痛苦当作幸福来咀嚼。


于我,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估计是,它总和一些让人不太愉快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考试、纪律、规训还有囚禁。儿时家教很严,做好作业是每日不容商量的头等大事,作文尤是如此。那时我家住的是平房院落;写作的时候,我常常笔在纸上,眼观窗外,耳听八方。窗外的事儿特别多,远不止春花秋月阳光鸟鸣,谁家的客人来了,谁家的水桶倒了;有时一个纠纷会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便忘了纸上正在划着的是什么。不一会儿,纠纷还没看完,这边检查作业的人已经拿着板子过来了……不知那种喧嚣中的严厉在多大程度上给了我成功的教育,但集独裁专断与优越厚爱于一体的童年,还是让我觉得,写作是一件痛苦的事。


这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写作因为这样的社会过程而在人的感受系统里失去了它本真的含义。小孩在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速度的时候,就被强迫开始写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写,只知道这是和家庭和学校互动的一个重要方式。写好了,周遭一片光明;没写好,没准扭头就是哪个亲人一双失望的眼。写作因此而和社会规训系统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这个系统的集中表达,而不是它自身的体现。


但贝老师不是这样的。贝老师身上尤为可贵的一点便是,她和写作一直保持着一种直接对话的状态。写作是她的朋友,她的宠物,她的爱人,显然,是她的精神家园。


是啊,很难否认,对于一些人,撩开层层迷雾,写作就是存在原本的方式。
 

回过头来说“带动”。我比较推崇这个词汇。在一个社交密集的社会,“带动”是社会性的一种独特且重要的方式。一来,它不是某种明确的权力系统下的发号施令,没有强制性;但二来,它又不是完全无力的。这其中的力度,既来自带动者,也来自被带动者。两者出于很多原因产生了合作,生成了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磁场。
 

要产生这样的合作,需要很多的东西,这不是本文能够覆盖的。加上这句话,是想说,但凡产生了这样的合作,就要珍惜,因为这后面是因了很多的东西。
 

在这样的带动下,就是前面说的转五千圈的人常常在转五十圈的人面前晃的那种带动,于是我也不时提笔写上几个字。
 

昨天单位开研究会,我没能参加。看见群里同事转发的照片,有几张是几位男性老师,一张一个,站在讲台上,貌似很激动地在说着什么;后面一张是几位女性老师,围了一圈,看起来很专注地在探讨着什么。
 

有道是,男性气质,似虎,一只一只的;女性气质,如狼,一群一群的。又有道是,打破性别原型,刻不容缓。这些照片似乎在说,性别原型,依然大面积存在。
 

但这里我想说的是,这些照片表现了两种言说方式,一种叫“单言(monologue)”,一种叫“对言(dialogue)”。在教学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认为应该更少地使用monologue,更多地使用dialogue。
看这些照片,似乎dialogue和某种女性气质有点什么关系。
 

这里我想加上的,是一种“无言(aneu)”的状态。这种状态自古有之,也自古就在文人墨客的探讨中活跃着。有意思的是,关于它的讨论如此地八面开花,从说它是“金”到说它是废铜烂铁,从对它的喝彩到对它的哀悯。麻烦的是,各种论述,皆尽精彩。
 

无言、单言、对言,你认为哪一种更有意思?
 

想借这个机会,和我的读者朋友说:新年快乐,安康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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